搜狐财经联合《经济》杂志系列访谈——“致知100人”第49期（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专题）
本期嘉宾：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曹文宣曹文宣是我国著名鱼类生物学家，在鱼类分类学、鱼类生态学及其应用领域的研究均有独到研究。此前他所一直呼吁的长江十年禁渔的建议正在落实。今年年初，《长江流域重点水城禁捕和建立䃼偿制定实施方案》发布。根据《方案》要求：2019年年底前，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区完成渔民退捕，率先实行全面禁捕；2020年底前，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保护区以外水域要完成渔民退捕，暂定实行10年禁捕。2003年，我国开始实施为期三月的长江休渔制度，后来自2017年开始延长到4个月，但曹文宣表示四个月的休渔期时间仍短。他对搜狐财经和经济杂志表示，由于休渔期后渔民大量捕捉幼鱼，因此无法实现有效地保护鱼类，而十年的休渔期则有利于鱼类实现多代繁殖。曹文宣参与并主持了多项有关水利工程建设对鱼类资源的影响和对策研究，对长江上游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选址和建区方案进行了极有价值的研究。目前他正呼吁拆除长江支流上所有的小水电站。曹文宣强调，长江流域水利枢纽项目众多，过度和无序的开发给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影响。即使一些大型水利枢纽无法拆除，但对于一些分布较多特有鱼类的支流，完全可恢复河流水温等原有的环境要素，恢复河流原来的自然流态。“大型河流修建了大型水电站，没办法拆除，但我们可以保护那些支流，从就近的支流保护这些特有鱼类。”曹文宣总结道。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小时候非常有音乐天赋，为什么没有选择从事音乐方面的职业？
参加工作后，所里合唱时，我会拉出手风琴来伴奏。后来颈椎病犯了，手变僵了，就不能搞了。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后来为什么走向了鱼类生物学的研究道路？曹文宣：我从小就喜欢生物。我们家乡山好水也好，里头鱼也多，所以我从小就开始抓鱼。我是1951年考的大学，因此我第一志愿报的是生物系。我考上了华西大学，那时的校长是刘承钊先生，是我国很有名的两栖爬行类（动物研究）专家，我对他很崇拜。虽然1952年院系调整，华西大学并入了四川大学，但是刘承钊先生的夫人胡淑琴先生也从事于两栖爬行类动物的研究，所以我对这方面很感兴趣，后来也是胡淑琴先生指导了我的毕业论文。我毕业那时，工作属于统一分配，我便被分配到了水生所（武汉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我从1955年开始到现在，一直在水生所工作了64年。从1956年开始，我就所以一直研究鱼类，所以我对长江上游的鱼类，特别是高原周边的裂腹鱼类很有研究。我去了9次青藏高原，专门研究青藏高原的鱼类。对那些由于修建水利工程而受影响的上游特有鱼类，我深有体会。因为都是我自己撒网，自己筛选的，所以我知道各种鱼的栖息环境是什么样的，对它的生活习性很熟悉。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一直呼吁长江的休渔期应延长至十年，是基于什么原因？曹文宣：我们从2003年开始实施休渔制度，一开始是长江中下游4、5、6三月休渔，长江上游是3、4、5三个月休渔，后来自2017年开始，每年的长江休渔期延长到4个月。2004年7月初，我让学生去调查休渔三个月的效果。结果我们在洞庭湖一调查才发现，解禁之后，渔民又开始大量捕起刚刚繁殖2个月的草鱼、白鲢等幼鱼。也就是说，三个月休渔期可以保护繁殖率，但是仍达不到保护的目的。所以长江的鱼类资源越来越少。所以只能实行全面休渔制度。休渔多少时间？四大家鱼的成熟期是四年。一条20斤重的草鱼大概能产下五六十万的卵，但是其受精率、孵化率，以及幼鱼的成活率并不高，可能只有几百条鱼能存活。我认为休渔期应为两个多世代，所以十年的休渔期是比较合适的。搜狐财经&经济杂志：除了休渔的方法外，你认为还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曹文宣：长江中的白鳍豚、白鲟等都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珍稀动物，但现在都灭绝了。其中一个原因是随着长江鱼类资源变少，白鲟、白鳍豚的食物因而变少了。电捕手段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性极大。两条渔船平行在江面上，一边一个，中间拉起电来，发起电击，什么生物都被电死了——不光电死了白鳍豚、江豚、白鲟，连幼鱼、底下的螺蛳、蚌壳通通也都电死了。目前电捕鱼的工具很多，对鱼类资源的破坏性太大，所以一定要加以禁止。我们现在要修《长江保护法》，电捕这一条绝对要严格禁止，要判重刑。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中华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水上大熊猫”之称，你认为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中华鲟？曹文宣：中华鲟研究所和长江水产研究所都养了不少中华鲟，每年还会放流。但是每年放流出去后能够回来的中华鲟仅仅才占5%到10%。鲟鱼一般是9-10年成熟，再洄游到长江上游产卵。在葛洲坝修建之前，每年长江捕捞上的中华鲟数量平均是500条，一条平均200公斤。雌的中华鲟是200公斤，雄的是100公斤。大的雌中华鲟可以达到七八百斤，身长三米，是很大的鱼，但现在越来越少了，这和电捕有关系。另外，这也和葛洲坝修行道整治、修建防浪梯有关系。1981年1月，葛洲坝截流后，中华鲟游不到上游去了。我们发现在葛洲坝下边发现了中华鲟幼鱼。在截流之前，我们在沙市还拿到过在上游繁殖的中华鲟幼鱼。中华鲟每年产两批卵，10月底至11月中旬是它的产卵期。但在三峡水坝一输水之后，中华鲟的产卵期就推迟了，且一年只能产一批卵。2012年时，中华鲟还在产卵，但到了2013年，我们发现中华鲟就不产卵了。我怀疑和宜昌修桥附带的电焊闪光和引起的振动有关系。2015年时，我们终于又发现了中华鲟幼鱼，但产卵地还不确定。中华鲟是很有限的。现在我们一是要禁止电捕，一是要减少宜昌的建设工程对中华鲟产卵的干扰和影响。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要保护和恢复长江流域的鱼类生态环境，你认为可取的办法是什么？曹文宣：西电东送可以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但同时对上游的水域生态也造成一定破坏，特别是对上游124种特有鱼类的栖息地造成破坏。支流的小水电站发电量不大，我认为完全可以将其拆除，恢复原有的河道，像赤水河一样。因为三峡水电站、金沙江下游的溪洛渡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这几个梯级的特有鱼类在赤水河中都有，因此保护赤水河也意味着保护了这些特有鱼类。但是赤水河这一段只有五六十种特有鱼类，还有很多特有鱼类分布在各个河流中。大型河流修建了大型水电站，没办法拆除，但我们可以保护那些支流，从就近的支流保护这些特有鱼类，这就是我当前所呼吁的事情。搜狐财经&经济杂志：通过修建过鱼设施能起到保护作用吗？曹文宣：有些人以为在大的水电站间修一个过鱼设施就实现了生态修复，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过鱼设施最早是国外先使用的，因为欧洲和北美洲有很多洄游型的大马哈鱼，必须要到它原来出生的地方产卵。大坝阻碍到它的洄游路线，它就没法繁殖，所以要给它提供鱼道。但这些大马哈鱼借着过鱼设施上去产卵后就死了，因为它再也下不来了。中华鲟是多次产卵的，有的中华鲟还是三四百斤，通过鱼道它们是下不来的。所以，长江上游的水电站修建之后，再修过鱼设施是不能起作用的。此外，鱼道是一些河流鱼类的生态陷阱。这些鱼本来在流水域里生活得很好，但通过鱼道进入水库后，水库缺少它的食物，因此这些鱼类便不能很好地生存。在某些地区发展经济，尤其是在珍稀（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特别要考虑生态保护问题。必要时，经济发展要让位于生态保护。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一直在“为鱼代言”，你为什么一直致力于鱼类的生态保护工作？1955年，我刚参加工作，刘建康老先生就给我安排研究两种鱼，一个是长角鲂，一个是团头鲂。我发现团头鲂吃草，所以就提出来团头鲂像鲤鱼和鲫鱼一样好养。现在市场上养的武昌鱼一般都是团头鲂。1960年，我还专门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武昌鱼的小文章，提出团头鲂可以养殖。接下来是裂腹鱼类。裂腹鱼类是高原鱼的一个大类，有一百多种，我们中国大概有八九十种。青海湖的黄鱼就是一种裂腹鱼类，叫裸鲤。从60年代开始，我就研究起救鱼问题。几十年来，我先后参与了丹江口水库、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等的环境影响评价。我和鱼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也因此感到鱼类资源非保护不可。我又当了二十几年中国鱼类学会的理事长，所以也算是代表鱼类争取点儿利益吧。（搜狐智库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转载自搜狐财经与经济杂志联合打造的“致知100人”系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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